到了元至正年間，正趕上積水潭水域急劇收縮的時期。若以此時的地圖來看，你是不會想象出這里曾經做過“古海港”的。有關北京曾是“古海港”的說法，最具影響力的，還要屬鄧拓在《燕山夜話》中的那篇文章。文中，鄧拓直接拋出了一個新鮮話題：“古代的北京有海港嗎?回答:有海港?！薄澳敲?，什么地方是古海港呢?回答:就是什剎海和積水潭的那一片水面?！薄斑@個海港現在雖然已經不存在了,但是,這一段歷史卻很值得我們研究?！薄爱敃r漕運的船舶可以直接駛到元代大都城的‘海子’里來。由于船舶擁擠,以至水面都被遮住,幾乎看不見了。這個海子當然只是人工造成的小內海,但是,它完全成了一個裝卸漕糧的港口,則是毫無疑義的。”鄧拓所提到的“人造小內?！?，絕不該是元至正年間的那片彎彎繞頗多的積水潭，而應是一大片遼闊的水域。

 按照元至元年間最大的水域范圍，咱們來一次“考古”旅行，看看經過的那些地方，有哪些耆舊故居，往事前塵。我們的路線，是從“海”岸的東南端出發(fā)，自白米斜街至萬寧橋、煙袋斜街、大石碑胡同到鼓樓西大街，也就是沿著昔日的“?！睎|岸往北岸繞行。

 “古海港”的東南部，與白米斜街“同行”

 白米斜街東起地安門外大街，西南至地安門西大街。在忽必烈時代，白米斜街是積水潭的東南堤岸，到了元末明初，隨著水域的不斷縮小，昔日的湖岸變成了街巷。

 對“白米”斜街，或許有的朋友會望文生義，認為與運輸江南“白米”有關。實際上，白米斜街的名稱源自這里較早前存在著的一座名曰“白米”的寺廟。

 話說光緒三十三年（1907）夏，71歲的張之洞自湖北的湖廣總督任上奉旨進京。到京后，張之洞選擇在白米斜街居住。只是白米斜街的私邸并非新建，湖北善后總局專門撥款兩萬兩白銀，對該宅院進行了徹底修繕。在這座深宅大院里，張之洞度過了他人生中的最后兩年。

 白米斜街路北的位置，在忽必烈時代還是一片“海面”。到了明代，這里水退成陸。張之洞入住時，7號院是他的私家花園；11號門是張宅中路院落，大門前有上馬石、八字門墻，大門對面矗立著高大的影壁。

 張之洞去世后，他的家人繼續(xù)居住于此。到上世紀30年代初，清華大學哲學教授馮友蘭夫婦想在城里買處房子。時任北平研究院歷史研究所所長的徐旭生告訴馮友蘭，張之洞家后人急于出售舊宅中路院落。由徐旭生從中搭橋，馮友蘭將中路購得。

 待房子修繕一新后，馮友蘭請徐旭生、常維均兩家先行入住，馮家仍住清華園。1937年，隨著“盧溝橋事變”的發(fā)生，馮友蘭攜全家搬至白米斜街。一同前來的，有馮友蘭的堂妹馮讓蘭與堂妹夫張岱年，再加上老友徐旭生、常維鈞等。

 一年多后，馮友蘭全家隨清華大學離開北平。此后不久，小院迎來了輔仁大學教授李戲漁及李霽野等。李戲漁曾多年隨馮友蘭一起工作，算是至交好友。李霽野則是應輔仁大學英語系之聘從天津搬來的，他曾與魯迅先生有過一段特殊的關系：年輕時受魯迅資助，進入燕京大學讀書；同時也是魯迅的得力助手和學生。住下以后，魯迅夫人許廣平給魯迅的母親周太夫人、魯迅的原配夫人朱安的生活費，每月按時從上海寄到李霽野家，由李先生負責轉交。

 及至1946年夏，馮友蘭一家自昆明返回白米斜街。那個時候，聞一多已遭暗殺，馮友蘭就邀請聞太太高孝真和孩子們同來居住，以便相互照應。此時，聞一多的侄輩黎智（聞立志）來到北平，他的夫人魏克根據黨的指示，從事北平社會上層人士家眷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黎智把地下工作的“據點”放在白米斜街，這里也成為進步青年前往晉察冀解放區(qū)的中轉站。

 臨近白米斜街胡同西口，路北曾經居住過“末代皇妃”文繡。她的命運，比末代皇后婉容要略好一些。

 撲朔迷離的火德真君廟往事

 逛完了白米斜街，咱們還得返回到地安門外大街。白米斜街東口往北，不遠處便是萬寧橋。這是一座元代留存下來，經歷明、清、民國不斷修葺、改造的古橋。明代曾重建萬寧橋拱券的上部結構，清代曾更換過橋欄桿。到了1924年，為了修筑自北新橋到太平橋（今和平里）的北線電車軌道，市政部門大規(guī)模改造萬寧橋，降低橋面。多少年過去了，我們已經無法想象萬寧橋的元代風貌，甚至對該橋當年能否過船都充滿疑惑。

 充滿疑惑的，不僅是萬寧橋。矗立在它西北側的火德真君廟，同樣也有著頗多的“未解之謎”。

 這座宮觀，興許是中軸線上最早出現的一處建筑群了。就在火德真君廟靈官之殿前的說明牌上，標注著該廟（宮觀）的始建時間是唐貞觀六年（632）。如此具體的時間，想必應該有古碑或文獻的記載吧。待我翻閱與此有關的各類文獻時，竟然深陷迷霧。明代孫承澤的《天府廣記》中，有“火德真君廟，唐貞觀中建”的文字。到了劉桐、于奕正編寫《帝京景物略》時，只改了一個字，即“火德真君廟，唐貞觀中址”。貞觀是唐太宗李世民統(tǒng)治時期的年號，從627至649年。有關“貞觀年間”的說法，引起了朱彝尊的懷疑。于是，他在編寫《日下舊聞》的時候，將“唐貞觀中址”去掉。火德真君廟創(chuàng)建的時間，就成了“元至正年”。待到于敏中等人編纂《日下舊聞考》時，對朱彝尊的“節(jié)錄省文”似乎并不認同，于是把孫承澤、劉桐、于奕正的說法重新展示。但此事的真相并未大白，反而越發(fā)蹊蹺。

 根據于敏中等人的調查，乾隆年間火德真君廟里留存著幾通碑。然“殿前二碑雖存而無字”，后殿“有嘉靖癸亥重修碑，碑字剝落不可讀”。至于清順治年間的三通碑、乾隆二十二年的重修碑等，亦未附錄于文中。由此看來，火德真君廟的始建時間，還無法得到碑刻文字的佐證。

 現而今，火德真君廟里并未留存下具有文獻價值的古碑?；蛟诿駠鴷r代問世的《北平廟宇通檢》里，有著“貞觀六年”的文字記載吧，但沒有旁證。

 根據文史學者宗春啟先生的研究，火德真君廟大體是明初修建的，原因在于，明代建廟的重要特點是平衡、對稱，就在火德真君廟的東側，還有過一座明永樂十三年建造的真武廟?！耙凰换稹?，兩廟于萬寧橋兩側比鄰而立，符合明代建廟特點。至于火德真君廟受到朝廷高度重視，則是從天啟元年（1621）開始。就在那一年，天啟帝命太常寺官員在六月二十二日（農歷）祭祀火德之神，從此成為慣例。

 經過火德真君廟，沿著鼓樓大街一路往北，走不遠，便是地安門百貨商場。這座興辦于1958年的商場，是由北京市百貨公司第三門市部、北京市百貨第二商場及源豐百貨店、通興長布店、恒達布店等店鋪聯合組成的。有意思的是，就在前些年的重建過程中，考古人員發(fā)現了商場南北“中軸線”附近，有元代堤岸的遺存。

 沿著商場及著名的馬凱餐廳一側（鼓樓大街路西）繼續(xù)向北，便是煙袋斜街。這條街巷的名稱，與滿人入關后興起的煙市密切相關。至于元代的時候，這條街巷沒這么狹長，它的名稱也叫做“打漁廳斜街”。有學者考證，元代打漁廳衙署舊址，大體位于煙袋斜街11號。而在西側不遠處的煙袋斜街 21號，則是“三財龍王廟”的舊址。

 這座龍王廟，是由煙袋斜街各商鋪出資，于道光三十年(1850)重修的。上溯至乾隆年間，這里還有一座有水井的小院落。再上溯至元代，這里或在“?！边?。

 澄清一段“冤案”的興善寺古碑

 按照至元年間的地圖所示，積水潭水域的北至東拐點，是在煙袋斜街與大石碑胡同交匯處。接下來，便沿著大石碑胡同一路西去。如此一來，煙袋斜街的大部分區(qū)域，都泡在“?！崩?，這就包括而今煙袋斜街51號及大石碑胡同6號、8號的廣福觀。這座始建于明代天順三年（1459）的道觀，據說是明朝道教管理機構道錄司所在地。

 但以廣福觀的規(guī)模而言，作為道錄司又未免寒酸。于是，有學者便依據“廣福觀碑記”中的記載，并結合其他文獻史料，推斷廣福觀是深得宣德、正統(tǒng)（天順）、景泰、成化帝恩寵的道士孫道玉所創(chuàng)立的別院，屬于“子孫廟”，并非道錄司衙署。這所別院，也是宮里彭太監(jiān)的一座宅院。因贈予孫道玉開設別院，天順帝朱祁鎮(zhèn)賜名“廣福觀”。

 廣福觀不是道錄司，那么道錄司會在哪里呢？從史料記載上看，位于阜成門內的朝天宮，因其作為北京城區(qū)規(guī)模最大的道觀，更有可能是道錄司的所在地。

 目前，修葺一新的廣福觀已成為什剎海的文化展示中心，對公眾開放。

 清虛觀舊址是在鼓西大街路北，而于其相對的路南、也就是鼓西大街52號與鴉兒胡同甲 23 號，曾有一座始建年代不詳的興善寺。多少年過去，興善寺被并入鼓樓西大街50號的中華基督教長老會，并興建起牧師樓。

 后海地區(qū)的朋友對我講，聊興善寺，不如聊聊它的一方古碑。此碑是明崇禎七年(1634)所立的《明毅宗賜曹化淳御筆草書碑》，而今矗立在鴉兒胡同甲 23 號與鼓樓西大街 52 號之間隔斷墻內，外人無法一窺。

 這通“草書碑”體量甚高，僅碑身就達到3米多。坊間一般認為，石碑胡同的名稱，即因此碑而來。后來，石碑胡同被分成大石碑胡同和小石碑胡同。

 根據文史學者蔡輝的介紹，存世的崇禎御筆碑非常罕見，“草書碑”上字很大，用草書寫成，遒勁有力。崇禎帝所賜之人，名叫曹化淳，這又是個怎樣的人物呢？

 其實，在后世的很多作品中，你都能見到曹化淳的名字。比如在清初學者計六奇所著《明季北略》中，就曾寫道:“賊（指闖王李自成）攻西直門不克，攻彰儀門（廣安門）。申刻，門忽啟，蓋太監(jiān)曹化淳所開?！背执苏f法的作品還不止一兩部。由此可見，曹化淳是“打開大門迎闖王”的關鍵人物了。

 出現此等說法時，曹化淳還活著。于是，曹化淳寫下了《被誣遺囑》，還寫了《忽睹南來野史記內有捏誣語感懷》四首。其中一首為:“報國愚衷罔顧身，無端造誣自何人？家居六載還遭謗，并信從前史不真?！?

 說實在話，曹化淳確實對崇禎帝忠心耿耿。崇禎初年，在除掉魏忠賢之后，崇禎帝委托曹化淳負責冤案平反工作，其中涉及兩千余案件，他認真細致地完成任務，得到崇禎賜碑獎勵。

 后來，曹化淳還曾負責北京地區(qū)軍事防務。崇禎十一年(1638)，曹化淳主持建造盧溝橋畔拱極城時，被崇禎贊譽是“公清直亮”。這座拱極城，就是“盧溝橋事變”的背景地宛平城。

 明朝滅亡后，曹化淳曾三次上書清順治皇帝，請求保護崇禎陵墓，并參與了陵墓工程。由此看來，曹化淳的形象至少不該是負面的。待一切往事散去，或只有古碑為證。

 廣化寺的始建過程，至今仍有許多未解之謎

 位于鼓西大街路北的63 號，有座八字影壁的學校，名為西城區(qū)鴉兒胡同小學分校。從門外往里觀瞧，已經看不出校內有多少古意。其實，這里曾經是始建年代失考的萬壽彌陀寺舊址。

 從清中葉《乾隆京城全圖》來觀察，萬壽彌陀寺坐東北朝西南，為兩進院落，山門、正殿、后殿各三間。在后殿內，曾經供奉著高達1丈6尺的千手千眼觀音銅像，鑄造于明萬歷二年(1574)。1989年9月，銅像被移至頤和園佛香閣內。頗為有趣的是：移來的銅像頂部化佛缺失。有工作人員想起，在頤和園庫房里還保存著一尊小銅佛，乃是昆明湖底清淤時發(fā)現的。將小銅佛取來，恰能放在觀音像頂部，而且顯得毫無違和感，一時間被傳為佳話。

 按照后海地區(qū)民諺的說法，這里“一寺九庵三座橋，海眼就在金絲套”。當然，此說是明代以后才可能出現的?！耙凰隆?，指的是位于鴉兒胡同31號、后山墻對著鼓樓西大街的廣化寺。

 目前所知廣化寺的始建時間，是在元代。根據明末《日下舊聞考》的記載:“廣化寺在日中坊雞頭池上，元時有僧居之，日誦佛號，每誦一聲，以米一粒計數，凡二十年，積至四十八石，因以建寺焉?！卑凑瘴氖穼W者蔡輝的分析，元代1石等于57千克，48石就是2736千克，優(yōu)質大米千粒平均重 17.55 克，如此計算下來，平均每日即誦 2.14 萬聲。

 有元一代，廣化寺所在的鴉兒胡同基本上處于“?！敝小Ｈ绻窃谀壳暗奈恢媒ㄋ?，廣化寺的規(guī)模勢必很小。如果寺廟的規(guī)模龐大，廣化寺的原址或另有所在。多少年后，廣化寺的初建過程，已成為一段頗為勵志的民間傳說。

 到了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擔任軍機大臣并掌管學部的張之洞，將廣化寺部分房舍辟為編譯圖書局。一年后，張之洞又托兩江總督端方，購買湖州姚氏與揚州徐氏藏書運抵京城，存放在廣化寺。再過一年，京師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的籌備處就設于廣化寺內。廣化寺所藏圖書，主要來自國子監(jiān)南學與內閣大庫，包括明廷文淵閣藏書和南宋輯熙殿珍本、敦煌石室所藏經本及私家藏書，近一萬冊。進入民國，作為教育部僉事，負責圖書館、博物館事宜的周樹人（魯迅），曾多次到廣化寺，指導京師圖書館的籌備工作。

 沿著鼓樓西大街繼續(xù)西行，在路北的一條小道內，隱藏著一座或出自唐代的佑圣寺（禪林）。有關這座廟宇的唐代往事，絕少出現在歷史文獻之中。在朱彝尊的《日下舊聞》中，也只是寥寥數筆地提及該廟：“佑圣寺在龍華寺之后，有嘉禾張文憲碑，稱寺系唐咸通年建，嘉靖三十九年重修?！薄度障屡f聞考》中所增補的內容，一點不比《日下舊聞》所記述得多：“佑圣寺在德勝門大街路北，張文憲碑今存寺中。稍東為壽明寺，有弘治四年及正德八年重修碑。”你看，后面所記，居然是佑圣寺的“鄰居”。至于“今存寺中”的張文憲碑，則一字不錄。

 張文憲，字廷鑒。七歲的時候便以書法聞名。明孝宗將他征召入朝，以張文憲所寫的“乾坤”二大字，頗得皇帝心意。于是降旨讓他在翰林院讀書。嘉靖二年（1523）張文憲中進士，最終官至工部尚書。從這簡短的履歷來看，張文憲還是很有才學的。

 當然，唐代幽州境內也確實有過“佑圣寺”。在曹子西主編、向燕生撰稿的《北京通史》（第二卷）中，就列出了“佑圣寺”的名稱，但其是被劃入“幽州城內”的，這似乎與而今佑圣寺（佑圣禪林）的位置不符?；蚴鞘韬隽耍恳只蛴袃勺邮ニ?，一座位于幽州城內，一座則位于幽州城外的“鼓西”地區(qū)，也未可知。

（編輯：月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