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如何理解魯迅的“立人”思想

              魯迅與青年（木刻版畫） 沈堯伊/作

1918年4月，中國第一篇現(xiàn)代白話小說《狂人日記》誕生在北京紹興會館的“補樹書屋”，一個月后，署名魯迅發(fā)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上，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代表性作品。

1933年，已是左翼文學領袖的魯迅曾這樣談及自己的創(chuàng)作：“說到‘為什么’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為‘閑書’，而且將‘為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閑’的新式的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tài)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

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魯迅“為人生”的文學，他的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在當代是否已經過時？畢竟，今天的中國早已不是魯迅生活其中的舊中國，如果說魯迅生活的時代是以中國在走向現(xiàn)代的進程中屢遭挫折為標志的，那么，今天的中國正邁步走在民族復興的道路上。應該說，魯迅在當代的“復活”這一現(xiàn)象本身其實已對上述問題做了回答。對于魯迅的文學和思想，我們不能簡單用環(huán)境決定論和時代決定論來解讀，而應該致力于認知其中某種恒久的、不斷呈現(xiàn)出生機的存在，其中最為核心的就是“立人”理想。而這也是魯迅在當代“復活”的關鍵所在。

“人立而后凡事舉”

仔細研讀魯迅的文字，我們會發(fā)現(xiàn)，他不喜歡體系化、概念化的思考，而是擅長以一種特別的、富于洞察力的文學視角來透視層累的歷史和鮮活的現(xiàn)實，從而激發(fā)深層的人文和價值思考。

早在1908年，時為留日學生的青年魯迅就在當時的留學生刊物《河南》上先后發(fā)表《文化偏至論》《破惡聲論》，提出“人立而后凡事舉”“尊個性而張精神”“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覺近矣”等主張。萌發(fā)于此時的“立人”理想，成為后來貫通魯迅思想的核心線索。今天大家所熟知的“改革國民性”“覺醒”“進化”“真的人”等與魯迅文學密切相關的詞語都是以“立人”為底色的。

“立人”首先指追求個體的精神進化，通過文學翻譯和創(chuàng)作來喚醒沉睡的民眾。不同于當時流行的富強話語和國人對西方物質文明的艷羨，青年魯迅創(chuàng)造性地將對于進化的信念聚焦在人的精神層面，強調作為個體的人的進化，這一思路可說是后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聲。

“立人”還意味著反抗壓迫，追求平等。魯迅早年思想雖然和尼采哲學有極大關系，但他卻不似尼采崇尚強者，而主張“弱者自強”。在列強競逐、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流行的年代，魯迅的這種反潮流顯得尤為可貴。

“立人”思想啟迪鄰邦

魯迅對于“立人”問題的關懷并不局限于中國，而有著某種世界主義之眼光。甚至可以說，“立人”理念的確立本身很大程度上就同魯迅對當時世界格局的觀察有關，這種觀察當然也主要是通過文學來達成。在東京時期，立志從事文學活動的青年魯迅就對弱小民族的文學作品多有留心，在譯介方面用功尤勤。回國后的魯迅對于蘇俄文學、革命文學的關注，乃至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都有著某種世界主義的色彩，蘊含著反抗壓迫和追求平等的訴求。

平等對于魯迅來講并非簡單的物質均等，其首要乃在精神的維度。在為俄文譯本《阿Q正傳》所作的序言中，他說：“別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總仿佛覺得我們人人之間各有一道高墻，將各個分離，使大家的心無從相印。這就是我們古代的聰明人，即所謂圣賢，將人們分為十等，說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現(xiàn)在雖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卻依然存在，并且，變本加厲，連一個人的身體也有了等差，使手對于足也不免視為下等的異類。造化生人，已經非常巧妙，使一個人不會感到別人的肉體上的痛苦了，我們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卻又補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們不再會感到別人的精神上的痛苦?！边@種對平等的精神性理解有相當深度，并且為諸多來自弱小民族或后發(fā)國家的有識之士提供了理論靈感。

日本學者竹內好曾指出魯迅思想具有“抵抗”特質，拒絕簡單從外部輸入意識形態(tài)和抽象理論。他進而認為，日本近代以來所形成的“優(yōu)等生文化”，恰恰是單向度學習西方列強的產物，是缺乏真正主體性的文化。竹內好的反思可看作是魯迅精神平等思路的一種重要推論，并且在日本思想界產生了持久深遠的影響。

在我們的另一個東亞鄰邦韓國，魯迅的影響同樣巨大。早在20世紀20年代魯迅即被介紹到朝鮮半島，20世紀30年代出現(xiàn)了具有研究性質的文章。之后，魯迅的文學與思想逐漸大量傳播到韓國，他也成為韓國家喻戶曉的中國文學家和思想家。韓國知識圈對魯迅的接受，植根于自身獨特的歷史處境，他們更多地關注魯迅文學的批判特質、面對壓迫的覺醒與反抗意識。我們不妨說，魯迅“立人”理想中所包蘊的對人的主體性和人之平等的強調，已成為近代以來東亞地區(qū)乃至廣大后發(fā)國家和地區(qū)的普遍性訴求。

“取今復古，別立新宗”

透過魯迅的“立人”理想，我們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批評。在早年發(fā)表的文章中，魯迅曾主張“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但后來，他給人的印象卻常是“徹底的反傳統(tǒng)主義者”。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印象的形成源于表面的、淺層的認知，并不準確。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魯迅對于傳統(tǒng)文化的確是有著猛烈直率的批判，但我們不能抽象地脫離歷史情境來理解這種批判。應看到，當時魯迅對于傳統(tǒng)文化的態(tài)度是帶有策略性的，他關心的是在政治革命收效甚微之際，如何從更深層的文化領域尋求路徑，打破“鐵屋子”，以使新的一代能夠“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這與他在留日時期關于古今中西問題的抽象討論是不同的。在魯迅看來，凡是有礙于“立人”目標實現(xiàn)的傳統(tǒng)都應該受到批判：“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fā)展。茍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zhèn)魍枭?，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但這并不意味著魯迅就可以尋找到一個阿基米德點而置身傳統(tǒng)之外。盡管在南京求學時期就深受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影響，魯迅卻對進化的必然性抱有審慎的懷疑；盡管借狂人之口發(fā)現(xiàn)了傳統(tǒng)“吃人”的秘密，他卻并不以為覺醒是簡單的事。而魯迅在《野草》中的“抉心自食”更是一種深陷矛盾無法突圍的經典文學意象。很多學者都曾注意到魯迅在面對傳統(tǒng)時的“悖論式心理體驗”，并強調魯迅歷史“中間物”定位的悲劇性和深刻性。我們還應看到，魯迅并未簡單沉迷于自身的悖論式狀態(tài)及其所帶來的文學深度，在經歷過國民革命的失敗和“革命文學論爭”后，他開始走向左翼革命陣營，力圖尋求一種新的組織化力量以促成制度變革。只有確保生存、溫飽與發(fā)展的制度得以生成，以魯迅為代表的中國文化界在面對傳統(tǒng)時所產生的悖論式狀態(tài)才能得到有效的消弭。這便是從“文學魯迅”到“革命魯迅”的邏輯。而這樣的邏輯轉換背后，“立人”理想無疑是最關鍵的動力源。

中華民族的復興需要我們對自身的傳統(tǒng)文化有理性的認識，今天的時代已不同于魯迅生活的時代，我們已經初步完成了現(xiàn)代國家構建的任務，并且也越來越認識到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對于提升國家軟實力的重要作用。魯迅基于“立人”理想來解讀傳統(tǒng)的思想路徑既有助于我們更好理解傳統(tǒng)的復雜性，也促使我們認知到“傳統(tǒng)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這一任務的艱巨性。另一方面，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越來越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之際，魯迅以“立人”為核心的文學對于“平等”的關注，以及其超越國界的普遍性價值取向，理應在我們生活的時代被激活，成為一種重要的思想資源。
       作者：孫鶴云（中國傳媒大學外國語言文化學院教授）；鐘誠（山東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員）
                                   編輯：紅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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