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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資料圖)
一、出土文物王船山
王船山是明末清初的重要的思想家,但他非常特別。在當時并沒有太大聲望,也沒有形成一定的影響力。
凡所謂大學者,一定在當時就具有名望,有學生、有著作、有傳播、有影響,但船山不然。船山只活動于湖湘一帶,所來往和有私交的朋友,在當時的學術圈里也并不知名。
故他跟顧炎武、黃宗羲非常不同。黃宗羲是東林巨子,在當時的政治,社會,文化上影響極大。他同時也能掌握全國學術界動態(tài)資訊,是個文獻大家,有能力編《明儒學案》,影響力一直持續(xù)到清代。其著名的《明夷待訪錄》雖然對當時的政治和時局有所批判,但還是流通廣遠。顧炎武的影響力更深,他所提倡的學風,一直影響到后來乾隆嘉慶時期。所以在清朝初年,論知名度和影響力,王船山遠遠不及顧炎武黃宗羲等人。
船山只能代表一批抱有文化理想,也有很高學術積淀,但被時代所淹沒的學者。后來因時局變化,船山才逐漸被人所知。
我稱他這一類人是“半出土文物”。價值與作用,其實都不在他活著的時代,而在他被“發(fā)現(xiàn)”的時代。
船山就是如此。其學說在當時并沒有大顯,到清朝中葉以后才逐漸露出其光芒。我們研究古代的人物和文獻,不能只看他活著的那個時代,人物和文獻起作用的,往往在后世。
二、寂寞畸儒王船山
最先發(fā)現(xiàn)船山的數(shù)據(jù)和學問的是曾國藩兄弟。在道光咸同之際,代表湖南,向世人證明:此地原來還有這么深厚的學術傳承。
之后是維新革命時期,革命者將船山著作印發(fā)傳播,強調(diào)其民族精神,抗清排滿,影響深刻。
接下來便是民國時期,關注的焦點是船山的史學和易學。王船山的易學非常有特點,自成體系,對近代哲學家如熊十力等人有很大的啟發(fā)。另外便是他的詩學,王船山的詩話與其他人很不一樣,所以吸引人從新興的“文學批評”這個角度來看。
但是這些熱點到文革前后有很大的變化。當時講儒法斗爭,在思想上要解釋王船山,便傾向于把王船山與唯物論結(jié)合起來,說他延續(xù)了張載《正蒙》里面的“氣”,不必把他放到唯心論陣營。以此來說明船山學的正面價值。
八十年代以后,船山學說因為《船山全書》編輯完成,也熱過一陣。但最近二十年,處于不溫不火的狀態(tài),不像王陽明在前幾年成為了全國性的文化熱點,也影響到企業(yè)管理、帝王學等各方面。
近兩年船山學又開始升溫。這當然跟船山的四百周年誕辰紀念有密切的關系。但我還注意到湖南還有一種紀念船山的方式,就是宣傳王船山已經(jīng)被天上封為“雷神”。
這是船山學的發(fā)展狀況??傮w上說,每個時期都熱鬧過一陣,可是視野卻比較狹窄,見樹不見林。而且趕流行、趁時髦、附和政治形勢,許多談不上有什么學術價值。
同時他也沒有知音。
曾氏兄弟雖然刊刻過船山遺書,但只是老鄉(xiāng),其學問實際上跟王船山一點關系都沒有,或者說跟他很不同。例如文章,曾國藩是從桐城派發(fā)展出來的,對文章的觀點跟王船山便截然異趣。
詩歌呢?清朝末年,在湖南影響最大的詩人是王闿運,他反對唐詩、提倡八代。東坡曾夸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后來古文家都持這個觀點,王闿運的主張卻恰好相反。而他影響很大,在民國年間,王闿運的地位甚至被形容為“托塔天王”。王船山也不喜歡盛唐,特別討厭從杜甫以來的詩風,但他跟王闿運的理由迥然不同。船山也許代表了明朝末年湖湘的詩風,但跟清朝后期的湖湘詩風對比,差異甚大,故其實是既無賞音也無嗣響。
另外,湘中清朝末年的學問,不論是做注解的王先謙,還是講版本做考證的葉德輝,都是樸學一路,甚至還要“翼教”。他們對清朝政府的態(tài)度,跟王船山哪點一樣呢?
所以雖然湖南人很熱情的提倡船山,但這兩百年來湖南的學風實際上跟王船山無關且不相同。湖南人之愛談船山,大抵只可說是“欽其寶而莫名其器”,鄉(xiāng)誼重于學問(當然,這也很可貴。你看其鄰省江西這些年對歐陽修、王安石、黃庭堅、文天祥、王陽明、陳三立家族等等,就遠沒這樣的熱情)。
再擴大點說。船山的學問在過去,可以說被時代淹沒了,后來逐漸被發(fā)揚以后,所關注的焦點卻很零散,對于船山學術的全面研究其實還有待展開?,F(xiàn)在紀念者多,佩服其節(jié)操和學問的人也多,但真能了解他的人其實很少。雖然有關船山的論文好像已經(jīng)很多了,但實際上還是處于畬田開荒的狀態(tài)。
船山自謂“六經(jīng)責我開生面”,以經(jīng)學自負,而經(jīng)學也正是他學術的主干??墒墙?jīng)學本身,在這一百年就是個弱化、乃至被取消的學科,最近這些年才慢慢恢復。2004年我和清華大學共同舉辦經(jīng)學研討會,我人都到了北京,居然被告知經(jīng)學研討會還不能開,得改個名字。因為過去經(jīng)學是個黑學科,現(xiàn)在還需謹慎。后來到2006年才開了第一屆經(jīng)學研討會。在這種情況下,船山的經(jīng)學如何得到闡發(fā)?
對船山經(jīng)學的有限研究中,《易經(jīng)》最多,船山的尚書學、春秋學、禮學卻都還很少人談。詩經(jīng)學則都是由做文學批評的人在推動。至于四書學,船山在《四書》上花了很大力氣,有關四書的專著很多,但關于船山四書學的討論其實甚少。少數(shù)研究《四書》的,又常不知關聯(lián)于五經(jīng)。
船山的諸子學本身比較窄,集中在老莊,對其他的諸子用力不多。但即使是老莊的部分,目前研究也較粗。譬如說,船山跟晚明憨山釋德清之類整個莊子學的風氣能不能貫通起來做一些相關的比較?目前這些研究就還比較少。
船山的佛學又是極特殊的。
玄奘大師從印度取經(jīng)回來開創(chuàng)了法相宗一派,但這一宗只傳了兩代就斷了。直到晚清,窺基大師的注解從日本被帶回來后才在國內(nèi)帶動出新的風潮,要求“回到玄奘,回到印度”。這是晚清到民國時期佛學發(fā)展的重要動向。由唐代中葉到清朝末期,中間卻皆是斷層。
這斷層中唯一的亮點就是晚明。居然在一些不相干的地方,有些人因特殊機緣,對唯識學有一些研究,猶如黑夜中還有幾點各自閃耀的星光。像蕅益智旭和船山,就是這些星星。船山專門寫過《相宗絡索》,這是少數(shù)在斷層期中有關唯識宗的研究。但即使在近代唯識學重新發(fā)展以后,它在佛學上的貢獻也沒有重新得到闡發(fā)。
另外就是他的理學。他延續(xù)張載,在“氣”上頗有發(fā)揮。但理學在近代是一個被打壓、被污名化的學問,他在理學方面的貢獻和地位也需要深入地研究。
船山跟其他的經(jīng)學家和理學家又有很大的不同,他又是文學家。他辭章、義理、考據(jù)都很好,但其辭章之學很少人關注,大家關注的都是他的民族氣節(jié)和圣賢學問的這些大方向。可是作為一個文人,船山非常全面,能夠編雜劇,可以作詞作曲,詩文辭賦更不在話下。這些,從來沒人討論。他的文人性格,詩酒瀟灑,逸興豪情,一寫梅花詩就一二百首,落花詩又一二百首,這種詩興和文人性情,也可以看出中國文人傳統(tǒng)的發(fā)展。
在明代,文人跟理學家頗不對盤。文人筆下的理學家都是陳腐的,理學家則覺得文人都是浪蕩才子。但船山身上兩方面都有,所以王船山是值得研究且需要研究的。
三、奇特的船山之鏡
我說船山值得研究,跟現(xiàn)在相關的研究,旨在服務于他個人,發(fā)其潛德幽光,或把他闡揚成偉大圣哲都不一樣。認為船山若值得研究,必須是因關注船山能解決什么重大學術問題、說明時代或歷史的脈絡。否則活過的人多了、用功寫書的人也多了,都要我們花精神研究嗎?
面對好的研究對象,猶如照鏡。可以因為看他而看到我們見識的鄙暗、認知的混亂、意量的偏狹、史賣的錯落,乃至人生道路的岐誤等等。
先說他的經(jīng)學。他自詡“六經(jīng)責我開生面”,學問是從經(jīng)學中發(fā)展出來的。
但我們在講思想史、哲學史的時候向來有個大歷史脈絡的理解,認為明朝正是個經(jīng)學衰弱的時代。這時代只講理學,重視四書,不讀五經(jīng),所以后來顧炎武提出一個口號,要以經(jīng)學代替理學,以振衰起敝。又由于大家都空談性理,不切實際,所以顏元又起來提倡“實學”,要以實學替代理學。明清之際,學風之改變,出現(xiàn)考證學派,其邏輯脈絡即是如此。后來余英時又做了個補充,說考證學風、求證于十三經(jīng),不完全由于反理學反心學。理學家們爭論心性問題,最終也還是要求證于經(jīng)典,故由理學心學也是可以導引或生出經(jīng)學考證風氣的。
這些研討,是學界一大熱鬧場??墒谴侥??這些討論都忽略了船山的存在!由船山看,就知道經(jīng)學在明代自有傳承,且在清朝那些經(jīng)學家出現(xiàn)之前,早已有船山這樣的經(jīng)學大師。我以前寫《晚明思潮》時,曾舉何良俊、歸有光、錢牧齋等江蘇區(qū)域的學人為例,說明晚明自有其經(jīng)學傳統(tǒng)。如船山,亦正是湖湘經(jīng)學之顯證,而其與歸有光等人共同的經(jīng)學線索,又是過去根本不在意的“經(jīng)義文”,也就是俗稱的八股。過去的陳腔濫調(diào),由于都沒注意這些,所以均應修改修改了。
理學,過去的討論框架是“程朱/陸王“,晚明則被定義為王學崛起,挑戰(zhàn)甚至動搖了程朱的時代。
可是船山完全不能用這個框架討論。他近程朱,但接上的是張載,重氣,甚于性理。與大部分理學家均不同。講心則不由良知說,重氣質(zhì)、重習染、重教育,根本看不上王陽明。
當時三教合一之勢甚昌,陽儒陰釋者很多,船山卻為純?nèi)?。可是這種純?nèi)鍏s是既批判佛老又結(jié)合佛老的,可說極為特殊。他的莊子學,參合儒門;其唯識,則單提法印,在當時禪風大盛之際,夭弦別彈。這都可以讓我們看見不一般的景況。
另外,晚明是個世俗化已很厲害的社會,過去曾以“資本主義萌芽”來形容這個已有濃厚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現(xiàn)象的時代。這種比附張然不可取,但那時通俗詩文、戲曲、小說大盛,市井文化大昌是無疑的。船山當此時會,乃恰好顯示了他是一位能兼合兩個傳統(tǒng)的人。
兩個傳統(tǒng),指“大傳統(tǒng)”和“小傳統(tǒng)”。一般儒生讀書人,都只處在大傳統(tǒng)中,不熟悉庶民生活及語言。船山則不然,對小說戲曲、俗語土話、插科打諢都極熟稔。我《船山詩學臆說》一文曾舉了許多例子,說明他“竄掇禪語,貌充啞謎者”甚多,并說:“夫諢者,插科打諢,嬉笑怒罵,其《遣興》七十余首、《廣遣興》三十余首,俱如是也。者皮腔鼓雷、驚花牙板,總未消歇處,可知船山老叟于斯興致匪淺。亦可知其評文論藝何以輒多俚俗言語;取譬于僧家與曲謠民藝處,亦不少見。自來儒者善辭章者罕,擅詩文者又罕,或并悉俚諢諧謔、里巷曲戲更罕,故詩文評語未有如船山般肆口者?!彼哉f他是一位技能盡雅,又能盡俗的學者。此例本來罕見,過去更無研究者注意。
辭章方面。明代“文人”與“道學”分、理學與經(jīng)學分是常態(tài),船山卻是大綜合者。這種綜合,不只是一般意義的,更重要的地方在于他怎么合。
一般只是說某些人既有學問,又能寫詩文,船山則是以經(jīng)學來合的。因為儒家本來就以詩為始教,以樂為終教。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故詩學為船山經(jīng)學之關鍵。以詩優(yōu)柔性情,溫柔敦厚,遂為性理之學的根本。經(jīng)文考證、經(jīng)意研索,最后亦不致于碎義逃難,流湎無歸,則心聲之動,默會于言意之表;人天之間,或可興于微言以相感。此,辭章、義理、考據(jù)綜合之路也。
莊子曰“道術為天下裂“。自春秋戰(zhàn)國以來,裂了兩千年。船山乃彰此大路,恢云逵而建天梯,期望能讓人重新回到群經(jīng)渾淪、道術未分的時代。其志甚大!可惜,時代沒呼應他,現(xiàn)在人也還不了解他,喔,不是,是不了解我們自己。
龔鵬程,1956年生于臺北,當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辦有大學、出版社、雜志社、書院等,并規(guī)劃城市建設、主題園區(qū)等多處。講學于世界各地。現(xiàn)為美國龔鵬程基金會主席。擅詩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zhèn)洹?br /> (編輯:紅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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