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我問自己：文學和時代的關系是什么？文學和社會的關系是什么？寫作時想到人民大眾的文學訴求，會影響作品的文學性嗎？作品的文學屬性和人民性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

問題的提出和我在文學界的某些際遇有關。數十年前，為讓自己跟得上彼時文學革新的步伐，我用3年時間埋頭寫了一部長篇小說《泥日》。我下了很大決心，想通過這部小說的寫作完成文學轉型：尋找只體現“我”的性靈的寫作個性和風格。這3年寫作讓我完成了一次在文學界獲得相當認可的“純文學”創(chuàng)作。

這之后呢？作家找到自我，文學和文學人就可以高枕無憂、萬事大吉，不必再更新發(fā)展這個“自我”了嗎？事實告訴我，不是。至少我擁有“自我”后還遭遇這樣一些問題。其一，作家擁有的“自我”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自我”？那里面是不是只有一個“小我”？如果只有一個小我，是否需要包孕家國情懷？其二，如果完全遵從“自我”進行創(chuàng)作，如何理解文學的人民性？其三，這個“自我”需不需要隨時代發(fā)展變化而加以更新、充實、豐富、升華？換句話說，作家自認為擁有“自我”以后，還要不要與時俱進？一直固著于以往的“我”，不做更新，這是不是文藝界常見的“江郎才盡”現象的主要根源？此外，還有一個迫切問題，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豐碩成果，作家要不要把“自我”融入這個大時代，不僅以百倍熱情關注它，而且用創(chuàng)作去參與和推動時代發(fā)展，在這個過程中為人民發(fā)聲，為時代鼓與呼，而不只是做一個旁觀者？

問題又回到了原點——作家究竟應該做什么？

為人民寫作——這不該只是一個口號。

參與現實，這自不是文學全部含義，但它卻是千百年來優(yōu)秀文學人始終守護的光榮傳統(tǒng)。文學要起作用，可以在板橋霜后花前月下，但絕對不只在板橋霜后花前月下。至于能不能寫出這樣的文學，只有做起來才知道。

思索許久，我決定行動，寧可讓一些評論家認為我的寫作“不純”，也要試著創(chuàng)作出十分貼近現實、直面人生、和時代同步伐的作品。它們應該讓厚重歷史感和鮮活時代感同在，讓鮮明創(chuàng)作個性和大眾文學訴求交融，既真實展現豐富紛繁的“第一現場場景”，又著力和讀者一起對“第一現場”的生活做哲思般剖析，在把閱讀者引入深邃曲折的事件過程中，讓讀者領略時代新人典型的內涵。于是，我努力寫出《蒼天在上》《大雪無痕》《省委書記》和《高緯度戰(zhàn)栗》……

當下沸騰的現實生活是一部億萬民眾努力發(fā)展中國、改變自己的史詩。五千年古老舞臺正在上演一個偉大國家、民族的嶄新壯舉。面對這樣一個千年不遇的歷史變遷，如果作為作家的我裝作沒看見，故意背過身去，我不知道自己將怎么面對必定要到來的新的五千年。于是我以深圳人為題材寫了《命運》，以老上海人為題材寫了《木凸》，以當代中國人心靈演變?yōu)轭}材的《幸存者》，眼下又以港珠澳大橋人為題材創(chuàng)作一部電視連續(xù)劇劇本。

即便如此，我知道這還只是在初試中，我仍在摸索著努力接近心中的美學目標。今天我仍常常想起魯迅。他為什么到晚年放下已然那么精湛的小說創(chuàng)作，而拿起“文學大家”不屑的雜文寫作？我想，他念及的還是“參與”和“使命”——承擔文人必須承擔的歷史使命，他做得那么精到，那么磅礴，那么氣吞山河。

我們如何努力才能學到一點點魯迅的精髓？

方向明確，步伐必然輕靈，堅定。那就走下去吧！

作者：

陸天明，1943年生于云南昆明，作家、編劇。代表作品《蒼天在上》《大雪無痕》《高緯度戰(zhàn)栗》《泥日》《命運》《幸存者》等，曾獲國家圖書獎、中國電視金鷹獎最佳編劇獎，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編輯：李月）